映日堂王姓自古至今都是泰兴所有王姓分支中最显赫的一支，相传其原来的堂号就叫三槐堂，至于是三槐堂开基始祖王祜的哪一支后人，至今尚未找到相关确切的记载。

这个家族最早定居于泰兴的始祖为王彦璋。

王彦璋，籍本太原，因靖难兵役，于1399——1402年期间迁居泰兴，隐居在古泰兴的天宁庄（现在滨江镇蒋港村地界）。谱牒中记载王彦璋的祖籍是在山西太原，这明确了王彦璋这一支王姓属于太原王氏。不过这个家族相传他们来自于苏州阊门，其五房十一世孙王新铭有诗集《潜夫诗抄》传世，诗集卷一中有一首诗《代不倒翁解嘲》，王新铭借不倒翁比喻自己，诗中第一句：“生来乡贯系吴阊”，明确言明他的祖籍是苏州阊门。

苏州阊门，阊门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其实很多泰兴人都知道自己先祖是从苏州阊门来的，但没人知道阊门到底在何方。我们真的来自于苏州阊门吗？

其实阊门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它只是我们离开苏州的最后一站而已。据史料记载，明初官府多次组织大规模江南移民，计四十余万众，阊门邻近京杭运河，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在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古代，从江南去江北，阊门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出发地点。阊门由此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移民出发地和集散地，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溯源报本的朝宗圣地。

对于背井离乡的移民们而言，阊门是他们在江南的最后一站，这样，这座城门就成了故乡的象征，寄托乡愁的载体。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推断：王彦璋这一支王姓家族来自于苏州，当年从阊门乘舟迁居江北泰兴。而在居苏州之前，作为三槐堂的一支，这支王姓又来自于山西太原，后来迁居苏州，生活数代或数十代后，到了王彦璋之时又迁居我们泰兴，为了不忘本，才在史料上注明“籍本太原”的。

谱牒中还记载他为“明故处士”“乐隐于农”。处士是指古时候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男子隐居不出仕，讨厌官场的污浊，这是德行很高的人方能做得出的选择。加之一个“隐”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王彦璋。他为什么要隐？因为他是个名士！他是因为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兵役才离开故土来到泰兴隐居的，也许他来泰兴的确切时间应该是靖难兵役的尾声阶段，因为他看到了朱允炆政权行将就木，燕王朱棣称帝在即，他怕遭到朱棣的报复或因为不愿日后被起用为官而早先一步离开了故土。由此可见他是拥护朱允炆政权，反对朱棣这种大逆不道夺天下的行为的，所以他要“隐”。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王彦璋这一支王姓的堂号改为“映日堂”。

关于映日堂的堂号来源有个一波三折而又正气贯日的故事。据这支王氏家族住在原过船镇印桥村王家园子的映日堂十九世孙王金泉、王茂荣等人讲述：

清朝时，这个王姓家族里出了个大官，而且是在北京紫禁城、天子身边当官，是当时皇帝亲封的御史，曾为钦差，这个家族里的人都叫他御史或钦差。

这位御史大人在朝中为人友善，但有一次却因为仗义直谏，替一个同僚辩冤而得罪了几个大臣，那几个大臣觉得此事与这个御史大人没有半点关系，他竟然多管闲事，替那个同僚开罪，使得这几个大臣颜面扫地。于是与这位御史大人渐渐不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三槐王氏后裔，所以暗地里都叫他“三鬼堂”，就是将“槐”字的木旁去掉。不久这个叫法传到了这个御史的耳朵里，御史听了自然是很不开心，他觉得自己一生清廉，行事坦坦荡荡，无愧于心，现在朝臣们竟然这样挖苦他，而且还辱没了他的祖宗，他一想到此事就会叹气。

有一天他正愁眉不展之时，正好被皇帝看到了，皇帝就走到他身边问到：“爱卿，你为何事而烦忧啊？说给朕听听，朕好替爱卿分忧解难啊！”这位御史见皇帝如此关怀自己，于是就将自己前段时间因替同僚辩冤而得罪了其他几个朝臣，后来惹得自己被人说自己是“三鬼堂”的事原原本本的告知了皇上。

皇帝对御史替人伸冤、祖上是“三槐堂”这两件事深有了解，只是没想到一个忠臣竟然落到这个被人辱没祖宗的田地。于是皇帝拍着我们这个御史的肩膀说：“爱卿，这事事关祖宗家族名声，确为大事，难为爱卿了，这样，让朕重新赐一个堂号给你，看还有谁等敢再议之！”可当时一时半会也没想到一个好的堂号，皇帝就对他说：“改天朕想到了就赐给你吧，爱卿你也回家想想有什么好的堂号名称。”他拜谢了皇帝后，回来苦思冥想也没想出个更好的堂号来。

过了一段时间，有次上早朝，众大臣皆跪，皇帝高坐于金銮宝座之上。“王御史乃名门之后，朕想了好久都没想到一个可以与‘三槐’相媲美的堂号，爱卿你想到了吗？”皇帝要赐堂号给王御史的事情，朝廷里早已有传闻，那几个说我们家族是“三鬼堂”的也不敢再言了，不过赐堂号的事一直也没个动静，大家都觉得这也许只是皇帝的一句客套话。今日大殿上皇帝重新提到了此事，令众朝臣一惊，想不到天子之语，绝非戏言，朝臣们也对王御史敬佩有加，想不到皇帝这么钟爱他。

我们这位御史也一直苦于没有想到个好的堂号，此时天子一发问，刚抬头想回答，但见一道朝阳之光照在皇帝身上，他一见，顿有灵感，上前启奏道：“吾皇万岁，堂号臣刚刚想到。”皇上惊喜道：“爱卿，快讲！”“臣方见一道阳光照着陛下九五之尊，臣恳请陛下赐‘映日堂’堂号于臣。”“映日堂”皇帝默默的念到，紧接着说道：“好！绝！准奏！”皇帝此时已经深谙此堂号之意。

朝堂之上也是议论纷纷，忽有一大臣站出来说：“映日、映日，表面上是指太阳照映的意思，但陛下乃九五之尊，堪比天日，映日，这里既映此景，又映此人，朝阳照在陛下身上，此乃映日，更加绝的是陛下您将‘映日’这一堂号赐给像王御史这样的耿介诚朴之臣，意味着皇恩浩荡，如同阳光普世！”众朝臣一起三呼道：“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

就这样，这个王姓家族从三槐堂改成了“映日堂”！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我曾经去了解过，也许是时代久远，知道的人已经甚少，我有个忘年交原是泰兴二招的所长，名叫王春生，他对寻找映日堂花费了数十年的光景，不辞辛劳的跑遍了泰兴大大小小的有王姓居住的村庄。王所长告诉我，他当年到他祖上安葬过的地方原过船镇大杨庄那一带问过一些老人，当地的老人说知道有个“三鬼堂”，由此可知，“三鬼堂”的这个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了，在以前还是流传甚广的。

后来我进一步研究了很多典籍记载，终于理清了映日堂的来源的官方版本。其实王金泉、王茂荣两人讲述的那个故事中的御史确有其人，这名御史名讳令树，是映日堂十世孙（以王彦璋为第一世）。

王令树（1657—1720），字桐孙，号树人，行一。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王令树15周岁，通过了童试，考中秀才。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戊午年，江南乡试，考中举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令树22周岁，联捷考中进士。王令树历任四川叙州府富顺知县、礼部主客司主事、精膳司员外郎、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擢兼山西道监察御史。王令树又因工诗，被举为“康熙中后期扬州诗坛领袖”。

当年王令树在朝为官时确实因替一位同僚鸣冤辩白而声震朝野。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王令树奉命监卷。监试官都是由皇帝亲

自钦点派任的朝廷有名望的值得信任的官员，《清史稿志•八十三》言明：“会试监试以御史。”当时列满汉御史各一员，满御史是色克图，汉御史即王令树。

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由礼部主持，在京师北京内城东南方的贡院举行。考中者均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后贡士再由皇帝亲自御殿复试、择优取为进士。

而这一年会试发生了一件中国古代考场上的一件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时为殿试授卷官的张大有在会试即将开考时上书康熙皇帝陈奏了当时考场中的弊端，预言此次会试考试定有舞弊现象发生。张大有（1675—1730），字书登，又字火天，号慕莘。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期成绩最优，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九年（1700）转任礼科给事中。清国史里并未详述张大有到底讲了什么弊端，清代著名的诗人王士禛的一部笔记著作《古夫于亭杂录》倒是提到了：“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官止用二员：吏部左侍郎李录予、工部右侍郎彭会淇。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学科道官，余止部属二人。盖所以杜揣摩之弊也。会试总裁，近例用四人，正考皆大学士、尚书为之，变例自是科始。”

清福格著的十二卷风俗掌故笔记《听雨丛谈》中也提到了此事：“四十五年丙戌会试。总裁：吏侍李录予、兵侍彭会淇。中式三百人。历科会试主司，皆用大学士而下三四人，本科止用侍郎二人，遂腾物议。”

意思就是嫌主考官人数比往年少、且资格不够。张大有此言一进，更是导致议论纷纷，所以众人都将眼光盯在了这次会试上。试后，还真有流言传出，根据时为会试监试官王令树之子王新猷、新铭、新建在《王氏族谱》里对这件事的记载是：“有人状告外帘的满御史监试官色克图违规进入内帘。”

何谓内帘、外帘？古代科举考试中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帘官之“帘”，正取于门之帘。贡院内有至公堂，堂后有门通入，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官员，在堂内保管、批阅试卷，并居住其间。考试前三日，这些官员由至公堂后小门进入，监临随即封此门，并以帘相隔。这帘成为一种界线。帘内的考官称为内帘官；帘外的考官，包括监临、外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弥封、受卷、誊卷、对读等官员，称为外帘官。外帘官负责监督考场、考卷弥封、誊录、对读、保管、封送内帘诸事。门闭帘隔，内帘、外帘，被分别限定了活动空间，各司其职，帘内帘外不得随意往来，内外公事要隔着门槛交洽。至放榜时方准开帘。

《清史稿志•八十三》亦言明：“试官入闱封钥，内外门隔以帘。在外提调、监试等曰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曰内帘官。亦有内监试，司纠察，不与衡文事。”

而当时王、色二御史俱为外帘官，是不得进入内帘的。

色克图被弹劾，从这件事上看，王令树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也没有涉及到他。但他却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上疏康熙皇帝，写明了原委，替色克图辩冤。他在奏折中说：“色克图逡巡不入内帘”，也就是说色克图只是在门口徘徊，因为有所顾虑最终并没有进入内帘。

两方证词不一，于是康熙皇帝下旨让负责会试的礼部查清楚此事，但是礼部负责的人却含含糊糊的上了一道折子回答了皇上说：“此事恐怕存在。”而这个时候，王令树又上疏了一道奏折，直陈了事情的始末，再次证明色克图并没有进入内帘。可惜还没有等到王令树的第二道疏章送到内廷，康熙皇帝已经震怒了，他指责“主司取仕不称职”，命令“下秋部以堪问”。《清圣祖实录》记载：“大学士、都察院及工部尚书温达等、遵上□日察议会试主考官李录予、彭会淇、同考官李绅文、谢藩、阎中宽、陶仁明等四人，不堪试卷、取中进士、不可谓之无弊。拟李录予等离任。李绅文等革职。会同刑部严审。”

一场由“科场舞弊”而引起的腥风血雨就此掀起，此时一同参与会试监考的同僚们人人自危，但唯有王令树一人坦白自信。

其实，康熙皇帝震怒并非色克图一事，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俞樾编著的《茶香室丛钞》载:“(康熙)四十五年三月,陈廷敬奏:‘会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字。向来作文,不得过六百五十字,所作违例,应斥革。’从之。”

就是说，陈廷敬认为当年的会元尚居易的文章字数太多，违反了规定，而当时的主考官却没有察觉，反而将会试第一名的头衔颁给了尚居易，应予革除。

《清圣祖实录》亦记载：“陈廷敬奏曰、阅会元文章首篇一千二百余字。文亦不佳。向来作文、不得过六百五十字。所作违例、岂可取中乎。不善衡文、是以致此。会元尚居易。亦应黜革。上曰、尔等察议甚当。如所议行。”　　

《听雨丛谈》也载有：“会元尚居易旋被夺削，主司亦镌级。”

由此可见，1706年的这场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其实倒不是什么“舞弊”，只是因为本届主司和往年人数、职位差异太大，引起了众人的揣测，而正好会元尚居易又有点不是“名至实归”，众人挑刺挑出了个“舞弊之说”来，所以才引发了康熙皇帝的盛怒。

不过，康熙皇帝虽然削了尚居易的“会元”头号，并革了一些人的职，但《清圣祖实录》记载：“上谕曰、朕观会试正主考系北人、则必取北人为首。系南人、则必取南人为首。可谓之无私乎。今年科场行贿者、想亦无有。但中所不当中故人心不服。”由此可知，康熙皇帝是相信当年会试没有舞弊现象的！那么康熙皇帝盛怒之下对那些考官们用了刑罚，总不能自己再去认错吧，他只能借着尚居易的事情顺水推舟，以此搪塞，贬谪那些考官的理由就是“不堪试卷”。

那么之前色克图之案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其实这是无中生有罢了，要不是之前张大有奏陈科考之弊端，弄的人心浮动，一片议论，也不会生出此等谣言，更不会扯出尚居易此等小事而引起考场与官场的地震，康熙皇帝心中还是很不舒服的，有一团怒火他不得不发，陈廷敬是重臣，且言之有理有据，他不便怪罪，只能拿始作俑者开刀！

最终，张大有因上书陈述科场积弊，引起不必要的非议而降为国子监助教。

《清圣祖实录》记载：“先是礼科给事中张大有、条奏科场事宜。上命场后如有情弊指出参奏。张大有于场后并无陈奏。至是上命大学士等诘问之，张大有入奏曰、现今试卷俱在礼部、不得目见。故未知其有情弊与否。闻今科考试、亦小心谨慎。无庸臣条陈。臣前所奏。愚昧无知。亦有何辩。上曰、尔非愚昧无知也。尔果实心为科场事、理当预先早奏。直至临场具疏、不过意图纷更耳。此尚可谓之愚昧无知乎。且使尔试言之。尔所条奏、有一事。当理否。果有一事当理。则尔所条奏即是矣。尔自言不得阅卷是以未有所见。以朕揆之、尔即阅卷未必能分别也。著交吏部议处。寻部议、张大有应降二级调用。从之。”　　
    大意就是说张大有在开考前就说此次会试会有舞弊发生，康熙皇帝让他到时发现一起举报一起，但是会试后张大有却没有上奏一件舞弊现象，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就让大学士去问他之前嚷嚷的要发生的舞弊之事在哪里？张大有一方面辩解说试卷还在礼部，自己没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作弊的；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自己先前的错误，自称自己愚昧无知。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就教育他说：“如果你是真心为科场之事而上心，应该早早的上奏，而不是在大考在即上奏，弄的人心惶惶的，还引起了朝廷众臣对会试的非议。这是挺愚昧无知的，但是会试都结束了，并没有舞弊现象发生，你还犟嘴说自己没看到考卷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作弊的。依我看啊，就是让你去阅卷，你也不能分辨出哪张考卷有问题。”于是康熙皇帝就让吏部给张大有降了两级官职。

上述的各处记载都表明，特别是康熙皇帝的证词，1706年的会试 “舞弊”并不是真正的舞弊，既然没有，就更不要谈子虚乌有的“色克图进内帘案”了，要说唯一的错，就是主考官没有去审计尚居易的文章字数，一不小心给了他个“会元”当当。

这次会试案虽然闹的惊天动地，众多人受到牵连，就连色克图也因为礼部的含糊奏辞一开始也被罚俸一个月，但后来又因为查清了整个会试的始末，加之康熙皇帝看到了王令树的第二道奏疏，康熙皇帝被王令树的如此执着和诚朴而感动，也不忍再去惩罚色克图和那些办事含糊的礼部官员，于是就下旨让吏部不要再去查究色克图和礼部的过错，而且让朝廷上下不要再去非议这件事，圣旨一下，朝廷上下莫不仰慕王令树，史载：“朝野服，共识朴”。

之后圣主康熙皇帝还因为王令树“小心精白”，特地设宴邀请了他，此等殊荣在朝廷还是挺少见的。而这一年王令树已经49周岁，半生将过，年华已逝，应该算是到了仕途晚期，但是康熙皇帝还是重用着王令树。

第二年，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春，王月，王令树奉命巡视东城。在监通州中南仓时，王令树彻夜巡视，恪尽职守，以报帝恩。

正在王令树得到圣主重用之际，这一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王令树的妻子李氏去世，他的次子王新铭风尘仆仆的赶去京城给王令树报丧，当时王令树虽然从东城巡视回到了府邸，但又有了新的王命，故推迟了还家的时日。

1709年，清秋，王令树年老体衰，抱病在身，这时他万分记挂他已年过70岁的老母亲张氏在家侍养无代。于是王令树遂请归故里泰兴侍奉老母亲。当时宗族称其孝行，邻里称服其端方，此所谓忠孝两全。

正史的记载与王家园子王金泉等人的描述虽然有所出入，但是事情与人物还是有迹可循的，这支王氏正是因御史王令树而显著于泰兴城，究其缘何改堂号为“映日堂”，真的是康熙皇帝所赐吗？

这还得追述到会试一案的前几年，那一年是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年，时年王令树45周岁，康熙48周岁。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传集部曹于太和殿，特赐王令树御书“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十字。“映日堂”的堂号由此而来。

这是唐朝诗仙李白《谢公亭》一诗中的其中一句，全诗为：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谢公亭位居安徽宣城城北，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谢朓与“大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南朝齐杰出的山水诗人。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一句讲谢朓、范云当年离别的地方如今还在，诗人每次目睹这里的景物都不免生愁。这里康熙皇帝虽然没有写出这句话，但还是映出了他的心境的。当时众大臣聚会于太和殿后又散去，康熙皇帝不免为既是自己臣子又是自己友人的大臣们散去、盛会难再而深感惋惜，这表现了康熙对于王令树等大臣友情的珍视。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一句虽然是描景，但人事依然不免寂寞。而这种对前贤追思不及的寂寞，康熙皇帝写给了王令树，其实谁都能读懂康熙在众大臣里为什么只写给王令树的原因，因为王令树少年成进士，一生才华，满腔抱负，可偏偏前后断断续续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候职在家，得不到国家的重用。康熙为白白浪费了王令树这样的“贤臣”而追思不及。

此御书被王令树奉为家珍，晚年归乡后，王令树将此御书供奉在其家庙里，现在泰兴南门的观音禅寺即王令树当年的家庙。可惜康熙的亲笔御书，我们作为映日堂的王氏后人并没有有缘得见，是被毁还是被藏，不得而知。但现在仍可从御史王公令树的诗歌中仿佛看到此御书的神韵。王令树诗中有云：“尺幅森如锦，纤豪挽若钧。方员圭璧合，温润瑾瑜陈。点画工营势，纵横妙入神。”即指康熙皇帝所赐的御书如同锦绣般，笔力刚势，力道千钧；文字珠圆玉润，错彩镂金，华丽纷呈；结构如同工巧的建筑，精妙无比，极度传神。

王令树归乡后也极度荣耀，其大门口立有两个石柱，上书：“武官下马”和“文官下轿”。相传有一次御史令树公出行，对面遇到了知县的车马，知县的随从见到对面的车马上有“映日堂”的标识，不敢造次，遂立即禀告坐在轿子里的知县。知县大人素来与御史公交好，但在这样场合之下，他还是命令手下道：“映日堂乃皇帝亲自御赐的，快快让道！”

王令树一生工诗，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曾说：“侍御公以诗学鸣海内，东南言诗者多宗之。”王令树生前曾整理自己的几百首诗汇编成册，也许是遥念京师的康熙皇帝，抑或是矜饰其在朝中得到的圣宠，他将诗集定名为《映日堂诗》刊行，现原刊本保存在南京图书馆。从1716年王令树主修《康熙泰兴县志》的序中落款也可见其书屋也命名为“映日堂”，而《王氏族谱》上也有“御赐”两个字。王令树去世后，朝廷重臣、大学士张廷玉作墓志铭。

话说王令树的一世祖王彦璋，配李氏，生六子：宗瑞、宗玉、宗美、宗信、宗德、宗正，分为六房。自苏州阊门迁居泰兴天宁庄后，约莫居住了大约200年的时间，后因长江水患被淹，王彦璋的后人遂四处迁居。以下地点的王姓均是王彦璋的后人：

滨江镇石桥村王家园子、滨江镇石桥村东风（又称后王园子）、滨江镇五杨村王家垈、滨江镇蔡桥村徐家垈、滨江镇蔡桥村中曹、滨江镇蔡桥村王家庄、滨江镇东顾家垈、滨江镇双进村王庄、滨江镇殷石村王家庄、滨江镇顿车张家庄、滨江镇仁寿村王家垈、滨江镇长沟村王家园子、滨江镇长沟村丁桥、滨江镇张家垈、滨江镇尤家湾、滨江镇郭家庄、张乐家垈、大生双桥子、天星王家圩（其中一支）、蒋华桥西首千三圩、马甸苏坔、西马甸、陆家庄、泰兴镇陆桥、泰兴镇延陵村前王组（王李家垈）、泰兴镇延陵村张成组、泰兴镇后李家营、泰兴镇狮子巷、西张家堡、焦荡朱家港、姚王前夏家垈、姚王殷家庄、老叶、高家庄、南沙南王家湾、北蒋家堡、根思李秀河（其中一支）、广陵镇北大八圩、常家桥、八字桥、仲家汤、原口岸镇界牌、原鲍徐镇大寿（其中一支）、原口岸镇赵家桥、高港许庄、六圩港汤三圩、三茅庵西北江都属补漕万寿州五十二圩、 二十三圩、细民州三十三圩、武进北乡沈家塘子、靖江刘闻沙、靖江高山桥北首、东台大星圩武家垛、丹阳东门外小刘塘庄村、金坛下庄村、武进余柯村、太平州油坊桥港东二圩、安家舍西南小张家村、太平洲二墩子港、丹徒伏漕沙等等。

泰兴还有数处自称是“映日堂”的子孙，但因为年代久远，无法确定，现也记录于下：张家庄(北门东)、杨家庄(滨江镇)、何家园子（滨江镇）、小陈庄（张桥镇）、王家庄(十里甸)、蔡家庄（新泰中附近）。

映日堂的祠堂有数十间，在原来泰兴市隆盛巷，即现在的仙鹤湾绿色餐厅和大统华身下，其祖茔在现在的西张家堡，现在南门狮子巷那儿的观音禅寺乃御史王令树的家庙。这个家族先后产生了如下名人：

明末誓不为清廷官员的举人王中美、王尊美；

康熙中后期扬州诗坛领袖，去世后由清朝重臣张廷玉撰写墓志铭的御史王令树；

家藏万卷书、与沈德潜、郑板桥等人交好，著有《潜夫诗抄》、《百花吟》，去世后由清朝礼部尚书任兰枝撰写墓志铭的王新铭；

得到道光皇帝祝贺说：“尚翁老先生八十大庆”，颂词上联是：“松柏中标，岗陵岁月”，下联是：“芝兰气息，龙马精神”，赠送的横匾是：“得天者厚”四个鎏金大字的王大观；

一门忠烈的泰州营把总王忠及其子王建章；千总兼松江营把总王永祥；

靖江营守备加都司衔，正四品，与民族英雄陈化成一起抗英的王镛；

中国航空和防空创始人、国民党中将王鹗；

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证实已牺牲于长征途中的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王守约；

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伍后担任四川省审计厅副厅长的王潮源；

在国防科委聂荣臻麾下供职的军工专家王正元；

中国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地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王德滋；

台湾著名作家、记者、“四大名嘴”之一的王大空；

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康华；泰兴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余友；

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王龑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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