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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三凤堂成为望族的条件添加时间:2019-04-22 10:47:01

在泰兴历史上,张氏三凤堂家族诗礼传家,硕儒辈出,科甲蝉联,簪缨联翩,是绵延数百载而贯联明清两代,世系不乱,势力不衰,并得到泰兴社会公认的望族。明代著名文人、万历县志的修撰者王穉登曾说:“余客泰兴,泰兴咸推张、何二氏。人言:方伯峨峨若千丈松,司徒凿凿如百炼钢,观察秉宪,太守持平,皆济代才也。二氏子孙并以文学孝友世其家,韦相籯经石君醇,殆兼之哉,可以式是国人矣。”《光绪泰兴县志》也说:泰兴望族“曰张曰何,跗萼接於春关,瑜珥骈於里闼。”(《光绪泰兴县志》人物志之一·选举表上)而世人则有口皆碑,“延邑著姓,无如张氏”(《张氏重修家谱序》何焕);“论维扬人物家世,首称泰兴张氏”(《泰兴张氏家谱序》桂简);“泰兴襟带古邦之东,邑多右族,即今累累若若,冠盖相望,而家世簪缨,后先辉映,厥惟旧哉,则首推张氏”(《泰兴张氏家乘序》进士,康熙十九年泰兴县令张恂);“延令为吾郡首邑,而阀阅之高,张氏居最,忠孝传家,科第接踵”(《张氏重修家谱序》李芳梅);“吾张氏著于泰兴,世系详于先志”(《仲兄北渚先生嫂成孺人墓志铭》张羽惠)。那么,什么样的家族才可被社会承认为望族呢?人们认定张氏三风堂之所以成为望族的必备条件又是什么呢?

一、通常,悠久的家族历史,是认定望族的一个重要标准;年代,是构成望族的一个条件。

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有着悠久的家族历史,家族奉宋代大儒、一代宗师张载为始祖,奉本真公为迁泰一世祖,本真公之父因名失考,尊称其南渡祖。而同为张载后裔的上海市青浦县张氏族人则奉五代南唐宰相张元为一世祖,二世祖是张载之祖父张复,三世祖是张载之父张迪,四世祖是张载、张戬(青浦《张氏支谱》)。另外,在无锡明公(张载)祠中所存无锡《张氏家谱》则追溯得更远,张载为唐太宗时员外郎闻斯公十四世孙,其远祖则为汉代留侯张良。这些都是泰兴《张氏宗谱》没有记述,有待考证的。对这种说法,张氏三凤堂家族的老祖宗并没有附和,他们在《张氏宗谱·历世考》中把自己的观点说得很清楚:“故宗支分派,绝无所考,惟据本真公为始祖,以上不敢书,以失其真耳。虽父老间有传闻,而无祖宗遗笔可据者,则亦不敢妄追云。”

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的迁泰的文字记载始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落户泰兴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了。据考,早于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在泰兴落户的泰兴望族,目前发现的仅有江东土著大族吴郡顾昕家族,和五代时从静海迁泰兴城北柴墟遵化乡的荣阳堂潘肇元家族,以及北宋中后叶迁泰的富春堂严乾德家族(《泰兴家谱提要》汪念先主编)。

在张氏三凤堂族谱中,张氏三凤堂的后裔们非常自信地声称:先代六百载遗泽孔长”(《重修家谱序》道光五年,十七世孙,进士张福谦),“椒衍瓜绵,子孙绳绳,历宋、元、明,迄我本朝六百余载”(《祠谱纪略》乾隆五十五年,十五世孙张集典)。

二、与历史悠久相关的是,家族必须有一定的人口数量,要“聚族而居”,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区域。

规模是一个重要的标准,没有一定的规模,就不可能产生规模效应,也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没有社会影响的家族是不可能被认同为望族的,人多势众,才能取得社会承认,规模成为衡量的重要尺度。

一个宗族必须有一定的活动、生存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聚族而居”既是宗族一个基本特征,也是望族形成的前提。

聚族而居是由封建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的。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个体农民不仅是直接生产劳动者,而且绝大多数还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此,在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条件下,家族发展必然以土地为中心,必然带来宗族的聚集。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成为土地的附属物。无论穷到何种程度,无论生活条件怎样恶劣,无论发生什么样灾难和不幸,他们也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为的是能获得家族的支持,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

明清以来,张氏三凤堂“实维著族,族大以蕃”(《宜人蔡氏墓志铭》金陵宋拯进士长史);“人丁日滋,户口日繁”,“世系丁墓,盈千累百”(《祠谱纪略》张集典),“吾家自本真公于宋南渡时由汴徒泰,单传至五世而为四大派,六世而为九大支,其源远,其流长,继继绳绳,迄今己二十三世合族”,“现丁四、五千,可谓泰之大族矣”(《重修家谱序》张福谦)。正是因为张氏三凤堂“人丁昌盛,支系日繁”,所以“忝居望族”(《张氏分修缘由序》道光二十九年,十八世孙张云江)。

研读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族谱,族人居住之地相对而言,传承有序,比较完整,其中鲜见移民的记载,唯一有记载的移民是江阴张燕誉及其后裔,是雍正年间从季家市迁过去的本真公的后裔。

家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到一定的时候,大族支系太远了就要分家。一旦分家,各个小家庭就要盖房子,置办生活用品。虽然是大族,可是分家时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各个支系也有穷有富,于是,各宗各支就要各寻出路。另外,张氏三凤堂家族在泰兴境内各处置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还应有“庄房”,即管理土地的临时居住的房屋。为了就近管理土地,镇守地盘,分家时部分族人从祖居地搬出来,搬到自己分得的土地处也应是合情合理的。张氏三凤堂家族贤派瑜支、瑱支的后裔居在黄桥及黄桥以东的分界一带,介派以黄桥北为主,政派琎支以泰兴东南广陵、宁界一带聚居,政派珩支以城东隅仙鹤湾、凤凰天和城北燕头为主,政派玮支以曲霞、张桥一带为主,忠派聚居地则以城内和城周为主,城内有城西边盐仓巷一带、城周有城东五里墩之向曙营、城南李家营、城北新汽车站路南和大小马庄西边的张家庄,除此以外,还有刘陈等地。

三、在一个时期内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世居”。

明清以来,泰兴形成许多以三凤堂的历史故事或遗迹命名的地名:大孝里、仙鹤湾、凤凰天、桐竹园、张家坟、育宁古桥、张家庄等等。

大孝里,泰兴城内最古老的地名之一。金鉽在《宣统泰兴县志》中曾对“大孝里”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大孝里是人们为纪念张氏三凤堂家族的始祖张本真而命名的,时间在南宋初年,至今已有近九百年的历史了。

张本真落户泰兴后,择地于隆兴桥东、原五四巷2号处兴建了住宅。张本真性至孝,随父落户泰兴后,每天出入起居都要向父亲秉报,说话从不大声。父亲有病,张本真则焚香告天,祈求以自身代父。父因陈言得罪了地方官,则到衙门叩头哀求释放他的父亲。因此,泰兴的老百姓都称张本真为张孝子,称张本真住的地方为大孝里。

仙鹤湾,在泰兴城内学宫以东,鼓楼东路以南,泰兴中学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仙鹤湾的中心仍为一个中有细腰的水塘,后填塘并在其上建国庆菜场。

据《泰兴县地名录》“泰兴镇·仙鹤湾”条下注云:“相传河湾有御史养过仙鹤而得名”。这个养鹤的御史应为张氏三凤中的张羽和张翀。张羽的《东田遗稿》中有诗曰:“西轩棲隐处,松鹤与人闲”(《松鹤轩赠处士蔡良翰》),《茅亭》一诗中也有“放鹤沉香漫有名”句。仙鹤湾得名的时间当为明弘治、正德年间。因此,仙鹤传说中的御史从理论上说应为张羽兄弟。《光绪泰兴县志》载,张羽的住处“东田草堂”在“城东隅”,那么,在“城东隅”何处呢?幸运的是,在《四库全书》中我们找到了明确的记载。《四库全书》中收录有明中叶著名文人程敏政的《篁墩文集》。程敏政(约1445~1500),字克勤,世称篁墩先生,休宁(今属安徽)人,成化二年(1466)一甲二名进士,即榜眼,授编修。孝宗嗣位,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历迁礼部右侍郎。《篁墩文集》中收录有一篇名曰《东田》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美景,暂录其前四句。诗曰:

 

泮邻有居东有田,田上结屋穷遗编。

水云四拥足渔乐,更辟小圃临回川。

可渔可圃未宜稻,傍人莫讶非东阡。

租鱼课蔬亦田尔,何必艾求丰年。

 

程敏政还在诗后面加一注释:张君凤举(张羽字凤举),世居泰兴,亡友中舍世琏之从子也。所居学宫之傍,其东有田数亩,君尝构书屋其上,四周多水可渔,有小圃可蔬,因以东田居士自署求志之时也 (《篁墩文集》卷九十三)。

程敏政的上述叙述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张羽的住处在学宫之傍、泮池之东,即仙鹤湾处。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程敏政写这首诗时,张羽是个入仕才二年,年龄三十才出头的年青县令,文名重海内的侍郎大人为何对其住处如此熟悉呢。原来,程敏政与张羽叔祖中书舍人张珹为至交,成化六年(1470年),张珹病逝于京师,程敏政写《挽张世琏舍人》诗悼念挚友,诗中写道:“去年君家会隣曲,芙蕖花红池水绿,今年君死藤束棺,芙蕖花落池水寒。明年花开对新主,太息人生几何许,楚些招君君不来,斜日虚堂泪如雨。”

在明工部尚书淳安胡拱辰撰《赠监察御史张公墓志铭》中还可看到相关的记载:

“弘治初年,张黼(张氏三凤的父亲)在城内家居之西北,控沃壤之宜稼穑者千顷,凿其右方为三塘,引泮池水汇深蓄鲜以给宾祭之用,因号三塘居士。”三塘的位置在拆迁前的菜场一带,正是张羽构筑书屋之处。

《光绪泰兴县志》还记载,(东田草堂)“与弟翀北渚别业、羽旬前江书屋相望”。对照老地图,东田草堂当在池塘北侧,而北渚别业、前江书屋当在池塘南边,故称“相望”。因此,仙鹤传说中的御史定是张羽兄弟。

凤凰天在今飞凤桥、飞凤路一带,向北包含今老干部局、电信、邮政大楼,与仙鹤湾相毗邻。和仙鹤湾一样,它不是狭义上的一条街、一条巷,而是一个地块的概念。

凤凰天地名形成于何时,在民间说法不一,最早的时间是唐朝初叶,最迟为明弘治、正德年间,这在泰兴的地名中应该是比较古老的了。

围绕凤凰天这一古老的地名,有好多美丽的传说在泰兴民间流传。

有人说,早在唐初尉迟恭驻泰兴时,著名天文地理学家袁天罡识出此地为“凤凰地”,如有人葬入正穴,将来子孙有三人官高爵显。但是,几百年来,却从未有人过问过这块地。直至明朝,张氏三兄弟的祖父,一个善于察看“风水地”的“行家”,才发现了这块“宝地”, 并且生前自己定下穴位,朝向腾蛟阁北处一个水湾,遗命将自己葬在这块宝地上,后来,张氏兄弟三人果然都做过御史以上高官,号称“张氏三凤”。 因此,持这种说法的父老认为,“凤凰天”的真正古名应与“天”相反,叫“凤凰地”。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张氏三凤的主要活动时间为明弘治、正德至嘉靖初年,而腾蛟阁兴建于明万历年间,其时张氏三凤均已去世几十年了。

过去,凤凰天的原住民较少,空地较多,最显著的地标是五棵东西并列、几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古银杏树。因此,就又有人说,相传古时,凤凰天曾有凤凰集于这些白果树头,名“凤凰殿”,由于泰兴口语才逐渐传为“凤凰天” 的。

而凤凰天地块的主人,张氏三凤堂家族的后裔中,同样也流传着凤凰天地名由来的传说:

这天,泰兴隆兴桥家族的始迁祖张本真的六世孙张琳正坐在堂屋里吸水烟,一个卖草的进来问:“老爷,要不要草?”张琳问过价钱,就和卖草的一起称草、付钱,就在这当儿,卖草的人的驼子女儿一个人跑进堂屋,在一根柱子上往上盘(盘,泰兴方言,即抱住柱子向上爬),张琳为人厚道,也没说什么。

这天晚上,张琳睡觉后突然恍恍惚惚的来到堂屋中,堂屋中光彩四溢,一只凤凰盘在柱子上,张琳大吃一惊,不觉叫出声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张琳正待再睡,白天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凤凰盘的柱子不正是白天驼子姑娘盘的柱子吗?张琳再也睡不住了,披起长衫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决定把这个驼子姑娘接回家当童养媳。

过了一段时间,在张家南边的空地上,突然出现了三只凤凰,乡人不识凤凰,有人跟在后面追赶,并误伤了一只凤凰的腿,凤凰飞走后,人们遂把这块地方改名为凤凰地。

几年后,张琳的长子张黼和驼子姑娘都长大了,张琳择吉日让他们完了婚,驼子姑娘一共生了七子二女,奇怪的是,每生一个孩子,驼背就好一点,待到老八张羽惠、老九张羽旬出世后,驼背竟完全好了。后来,长子张羽,次子张翀,八子张羽惠俱中进士,朝廷敕封“三凤”官职坊。遗憾的是,三凤中有一人生下来腿就有点问题,人们都说,这是那只受伤的凤凰。

在凤凰天的原住民中,最著名的是隆兴桥张氏家族政派衍支的后裔,该支脉传人以乐善好施著称于乡里。

凤凰天最有名气的私家花园是和仙鹤湾相邻处的桐竹园。桐竹园顾名思义,园内遍值桐竹,环境幽雅,令人陶然。张氏后人之所以将祖屋名之为“桐竹园”,是取古代神话传说中“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的含义,希冀张氏子孙仰凤凰之高风,慕功竹之亮节。张桂五先生曾编写《桐竹园志》一文,文中不但有《桐竹园平面布局》、《桐竹园什景》,还有颇为详细的《桐竹园十二景》:“吉祥朝阳、闲庭题刻、叠石东山、书斋探花、西河桐月、北院烟竹、藤荫雅聚、野埠泊舟、花篱嘶马、桑田耕读、桐荫箫月、紫薇参天”。桐竹园中还有一名气很大的书房“桐荫轩”,泰兴的文人雅士们常在此吟诗作画,泰兴就有人收藏有清初著名画家恽南田的后裔恽邦彦于“光绪乙巳年秋八月上浣,写于桐荫轩之南窗下”,并盖有知县大印的猫画。一幅普通的猫画,为什么要盖上知县的大印呢?原来,泰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猫画”画好之后要拿到县衙去盖上知县的大印,认为这样挂在墙上才有辟鼠效果。几百年来,已成为“规矩”,县令老爷也不好拒绝。

张家坟,泰兴地名为张家坟的地方有四处,分别在:今县城国安大厦东侧,城北燕头,县北十里张家庄前,县东五里墩东一里。这四处都是泰兴隆兴桥张氏家族的墓地,且取名时间大多在张氏三凤成名之前。四处墓地前均有雕龙云纹的华表和石人、石马。

国安大厦东侧张家坟,北宋末年至明朝初年,这一地块叫朱吴家堡,是隆兴桥张氏家族祖先的墓地,葬有二世祖张荣甫夫妇,三世祖张仲缨夫妇,四世祖张福夫妇,五世祖饶州府知府张忠和他的夫人、元月窗公主的孙女蔡氏夫人的墓也在此处。隆兴桥张氏家族的“南渡祖”、始祖张本真及袁氏人相传也合葬于此,但年代久远,兵燹迷失,张氏家族无据不敢妄拜,故在此立石为凭,令“子孙当永护其樵牧,勿令坍没,倘得金石文字可凭,即加土筑山,立石以正之”,而且,子孙还需“每岁春秋两祀,先备祭筵一席于此,望风遥祭。”

城北燕头张家坟,光绪泰兴县志记载:“义民张政墓在县北燕头,尚书王涞志。”据考,张政墓原址在今兴燕路市第二高级中学内,占地面积约六亩,中间是墓门石坊,东侧是明英宗敕封的尚义碑,尚义碑上详细记载了明正统年间,张政出粟一千一百石,赈济饥民,皇帝封他为尚义公的史实,西侧是祭田碑。

县北十里张家庄前张家坟,光绪泰兴县志记载:“赠御史张黼墓在县北十里,尚书胡拱辰志,子布政史羽祔墓昭,知府翀祔墓穆,同弟侍郎羽惠志。”此处因张黼与其长子张羽、仲子张翀的墓地在此而得名。

县东五里墩东一里张家坟,光绪泰兴县志记载:“羽惠墓在县东向曙营,羽惠曾孙提学副使京元墓在羽惠墓西。”此处因张羽惠与其曾孙张京元的墓地在此而得名。

育宁古桥即今大生桥,为张毓宁于明正德年间修建。

至于散处各乡的多个张家庄,则是由于张姓后裔聚居而命名的。

这些流传下来的地名,既是世居的写照,又是世居的结果。

四、张氏三风堂家族还通过联姻来发展、巩固自己的望族地位。

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了婚姻在家族之间所起的特殊作用。从原则上讲,三凤堂和其它望族之间的联姻也无不具有特殊的目的性,门第观念对三凤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是名誉上的需要,更是实际的需要。地位、权势、经济等方面的条件对家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家族联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得到或巩固、扩大这些条件。

三凤堂的祖先来泰时原来本无势力,但通过与望族的联姻,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张忠,明永乐十七年贡生,后任江西饶州府知府,是张氏三凤堂家族在泰兴第一个取得科举功名,第一个成为朝廷命官的人,他娶元月窗公主的孙女为妻,“室人蔡氏,元总管蔡梦祥之女孙。”(《中顺大夫江西饶州府知府张公墓志铭》嘉兴吕原学士兼春坊中允)

明朝初年,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泰兴的许多家族,特别是那些北宋末年就落户泰兴的家族,虽然这些不同背景的家族有不同的发展历程,然而经过二百多年的时间,各姓的演变都已完成,孤门单氏间加强联合的需要日益显露。这些在社会同一结构层次上,产生某种共同价值观的封建家族,基于这种价值观的一致而产生了文化上和利益上的密切联系,相互间在努力维护这种联系中不断激荡影响,增进了家族之间、人际之间的情谊。这就是家谱上常说的所谓封建家族之间的深刻的“世家道谊”。但是“世家道谊”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总面临着如何“升级”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使“世家道谊”更加提高、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以致达到“道谊渊源,通家累叶”的理想境界。“升级”的方法无非是“关系上叠加关系”,即通过新的“社会阶层和类别的配置”,使原有的基于道德和情感层面的关系产生质的变化。在历来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能够产生“质”的变化的关系,自然不是交游、结社、共学、同僚,而是“缔姻必崇门第”的通婚,即建立一种以女性为媒介的婚姻关系。这是一种以下一代血缘关系为纽带扩大族亲范围,以增加同一社会层次封建家族之间情感合力的方法。因此,这些封建家族最终联系成了一个姻亲网络。由“家”向“宗”再向异性“族亲”扩展,各个家族的清华声誉可以相互借重,社会基础可以相互结合,姻党戚群成为不宣自成的联盟,变成一股强大的能够对政治、文化、社会实际控制的力量。

张氏三凤堂家族和黄桥的何氏家族,这两个当时泰兴最为显赫的家族,明初在成为望族的道路上起步时,就通过联姻来达到互相帮助的目的。

张氏三凤堂家族在泰兴建立起一个纵横交错、极其庞大的姻亲网络,一个极其复杂的亲缘圈。我们简直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详细展现张氏三凤堂家族迭错回环、渊综深广的血缘网络、姻娅关联和世系繁衍,叙说它和其它名门望族间亲家、表亲、连襟之类繁复错杂的身份,张氏三凤堂家谱上就有大量与其他泰兴名门望族通婚的记载:

张育宁妻为王府长史朱昶(明通公)孙女,其弟育明,娶昭信校尉翟公之女。

张翡配李氏,邑巨族李思瞻之女。

张拱,娶吏部主事季寓庸小姑妈。而季寓庸长子季开生娶举人张豸的二女儿。后来,季寓庸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张豸长兄张受的孙子、中书舍人张丕扬,亲上加亲。

状元张兆璠长女嫁漳州总兵徐左柱之孙,国学生、候选卫守备徐梦麟。

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如此,地质学之父丁文江长姐嫁张氏三凤堂政派玮支张衡南之父,国民党少将朱时可大妹朱惺木嫁张仙芝,电讯先驱于润生三女于娟荪嫁张光祖,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民国少将朱文伯也是张家的女婿,中国近代史上击毁外国军舰第一人翟伯恒的媳妇也是张家的,安徽合肥籍的淮军三品参将文家银,落户泰兴后,也将孙女文淑荇嫁张瑞五、与朱惺木为妯娌……泰兴的近现代名人中,三代之内都有张氏三凤堂族人的影子。

需要注意的是,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间的联姻虽多在本邑,但绝不限于本邑,明清两代从海陵古城、兴化水乡到安徽名邑,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的姻娅连结,网面甚广,从广泛的范围内寻求名族之间结合,在可以对应的最高层次上通婚,这是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而由此织成的一张张缔姻网,实际上网罗了各地名族,缔结成他们之间最可靠的社会关系。

张京元娶兴化李春芳孙女,兴化李氏家族是兴化的名门望族,李春芳是其家族的代表人物,字子实,号石麓,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状元。历官修撰、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到隆庆二年(1568),58岁的李春芳继徐阶升任首辅,“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改中极殿”(《明史》列传第81)。由状元而宰相,于是,一块“状元宰相”的匾额便高悬于刚落成的兴化四牌楼上。 明清两代,李春芳家族掇巍科、致显宦,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留下深刻足迹的非凡人物众多,在李春芳的孙子、曾孙中仅进士就有七名。

张丕扬三子张庭槐的媳妇则娶自安徽全椒吴氏家族,康熙十五年进士吴晟的孙女,姑娘的堂弟则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吴氏家族是全椒一个显赫的家族,全椒吴氏勃发于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这一辈。吴国对同胞兄弟五人,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除国器“遵父命,任家政”,以保证其余“兄弟皆业儒”,自己无功名外,其余四人先后都考取进士,成为科举史上盛传的美谈。国鼎和五弟国龙为明崇祯十六年同榜进士,国缙为清顺治六年进士,国对考试成绩最好,为顺治十五年探花。吴敬梓父亲吴雯延为秀才,堂伯父吴霖起(吴旦子)为拔贡,吴霖起无子,吴敬梓过继给他为其嗣子。吴敬梓堂兄吴檠也是进士。

广陵镇张家六圩的张志辉和姐姐一道留学日本,留学期间,姐姐嫁给镇江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同盟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广州黄花岗起义总指挥赵伯先的三弟,妹妹张志辉则嫁给靖江人、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将领里面和何应钦、顾祝同、陈诚、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一起位列“八大金刚”之一的陈继承。

封建家族间原本在门户相当的社会层次上具有世代渊谊,在这一基础上延伸出姻娅关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然的现象,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族人不但本家族和何氏通婚,并且发展自己的姻亲泰州储氏家族与何氏通婚,泰州储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吏部侍郎储巏就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黄桥何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曾任太仆寺少卿的何棐的二弟、浙江定海县主簿何栗为妻。张京元夫人李氏也作月老牵线,将季寓庸的掌上明珠、一代才女季娴嫁给自己的兄弟、礼部尚书李思诚的三子、官居广东提帕司提举的李长昂。

当这些封建家族结成姻娅之谊后,其家族中精英人物的共同意志更得到激发,如正德初年,在与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储巏、张羽、何棐这些姻亲戚党,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忧患意识的群体。

不过,家族的历史、人口、规模等等,都只是一个前提,并不是这样的家族都能被公认为是地方望族,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个家族是否被社会公认,还必须具备许多其它条件。

五、道德标准,更多的时候,人们是以道德的标准来作为衡量望族的尺度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是儒家文化的起点,也是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孔子把孝作为古昔圣明的先王达到天下大治的至德要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至章》)他将孝提升到高于一切善端的地位,视之为道德之本而加以提倡,“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孔子看来,孝是天道之本,是人类最普遍的共性,是人性中近乎本能的善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从孝入手培养人的仁爱之心,不仅能使之日益向善,而且易于接受。

 

张氏三凤堂家族的祖先张载在他的代表作《西铭》中,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在祖先的影响下,张氏三凤堂家族八世孙张金著有《孝贞录》。

平时,张氏三凤堂族人能以身作则,严格地遵循“孝”道。

泰兴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张氏三凤堂族人有:

以身代父的张本真

父病请医治疗,并求神以身代父有病,后终痊愈。其父得罪官府被拘,终本真到官府叩头哀求释放父亲,叩得额头上鲜血淋淋,官府被其诚心感动,遂释放了其父亲。于是,泰兴的老百姓都被张本真的孝心所感化,称他是张孝子。并且把他居住的隆兴桥之东这块地方取名为大孝里。

梦父返棹的张黼

张黼奉父命回泰兴娶媳妇,才至维扬,梦父病,遂掉转船头赶回京师。父已病逝于任所。他哭得死去活来,人变得骨瘦如柴,扶柩返乡途中,遇到强盗,见张黼如此伤心,不忍心抢他。其母去世后,棺材搁在家里,邻居家失火,张黼伏在棺材上号淘大哭,不肯离去,愿与棺同焚,火遂被扑灭。除孝以外,张黼还有许多义行。泰兴有一年闹荒,他拿出家中的全部粮食赈灾;地方上发生瘟疫时,他发现六个人病倒在路上,奄奄一息,他把这六个人带回家中,请医生治好他们的病。知县洗光将他的孝行上奏皇上,皇上遂“诏旌门,给以冠带”。

急公好义的张蕃枝

去世后以孝行入祀乡贤祠。

仁孝格天的张琳

才满十岁时,伯父被讼,即能跋涉百里,与讼者辨曲直,人皆奇之。母亲去世,竭力办好营葬之事,一切按周礼处置。父亲张忠去世二年后,张琳与弟张珹准备十二月二十五日将父棺与母亲合葬,但连日雨雪大作,“势不可止”。兄弟俩很着急,“昼夜哀号,不欲存活”。二十四日下半夜,转了西风,到天亮后,雨雪顿止,日色晴朗,片云不留,丧葬仪式正常进行。葬礼过后一会儿,“不一鼓”,“雨雪交作如昨日”。此乃仁孝感动苍天也。

另外,张羽和兄弟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虽是长子,而且父亲去世后也尽了做长子的责任,抚养年幼的兄弟,承担家庭的全部债务,但父亲留下的“敝庐一区,薄田二处”均让兄弟继承。兄弟之间“五十年来,友爱笃至,父母安之,族党称之,家庭之间,怡怡如也”。张羽对族中的长辈也很尊重,他退休还乡后,尽管已经六十多岁,又曾为朝廷的二品大员,但每逢长辈寿辰,他都亲率兄弟子孙前往祝寿,并作文以记之。

张氏三凤堂家族作为地方上的望族,为泰兴树立了一种道德规范、楷模,在地方上引领民风,起到了榜样作用、示范作用、教育作用。

六、一个家族要在地方上成为望族,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优秀人才,是“科举仕宦”,科举是仕宦的基础,仕宦是科举的结果,科举人才的多少反映出一个家族文化素质的高下,而仕宦则是家族政治地位的标志。“子孙才,族将大”,三凤堂的老祖宗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根植于小农土壤和建立在其上的封建家长制的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家族的兴衰离不开政治的影响和维系,只有当官,才能迅速提高政治地位。因此,族人出仕从政既是望族形成的条件,又是望族经久不衰的前提。做官既可以提高个人乃至家族的声望,又可以迅速增大财富,因此,族人出仕为官且“代有高官显宦”乃是望族能够形成和经久不衰的关键所在。

望族与当时中国的封建皇族、贵族是完全不一样的,皇族是指封建帝王及其嫡长子之外的旁支后裔形成的,贵族是指封建功臣显贵及其后裔形成的,皇族、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都是世袭的,其门祚与封建王朝相始终,“与国咸休”。而望族地位的取得和维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科举考试的最大特点是士人获取的功名与官职均不能世袭。在这种科举制度之下,它要求宗族子弟以读书力学、科举入仕来跻身望族之列,并以族中子弟科举相继、世代为官来维持望族的社会地位。但是,人们要在科场上博取功名却又绝非易事。因此,尊卑无常,贵贱移易,家族倏兴倏衰,亦属平常。

任何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普通的家族发展到在地方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望族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并发展家族的可持续繁荣;如何巩固本家族已有的地位,并在激烈的竞爭中保持不败。

纵观明清时期的望族家史,只有那些不断有人取得科举功名的家族,才能长期保持望族的家声。

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族人,“皆积学备德,实盛世之鸿材”,“三凤齐声于侍御,双壁祟祀于乡贤”,“科甲岁拔,世济其美,经文纬武,纡紫拖朱”,“司铎名邦,奏对彤廷者指不胜屈;济济名隽,蜚声艺苑者不下千余”。因此,张氏三凤堂“诚江左之望族,人才之渊数,虽王谢崔卢何让焉?”(《泰兴张氏家乘序》张恂)  张氏三凤堂家族正是依靠科举的杠杆,使家族长盛不衰而维持望族地位的。

张氏三凤堂家族很重视教育,故而科举发达,家族通过入仕的子弟,使其家族势力得到巩固,从而促进了家族的发展。家族越发展,越需要更多的族中子弟应科举入仕,因而就形成了一个不断促进的激励机制。而且这些饱读诗书的三凤堂子弟又素重名节,不看重钱财,这样,既不致积怨乡里,也不会得罪地方官员,大家和平相处,故张氏三凤堂家族也就因科第相继而门祚长盛不衰。

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望族历史就体现着家族文化链的绵长历史,以及深深地渗透在每一个家族成员生活中的强烈的文化情结。家族的文化性不是一下子能形成的,它有个逐渐聚集的过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积”。文征明说:“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积”的过程,也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实现由非文化型向文化型的转变。对一个普通的家族来说,“转型”固然需要相当的文化积累,而维持家族文化业绩,似乎更难,明人王士性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缙绅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以长久”(《广志绎》卷四)。所以,对他们的子孙来说,更有一个“保”的问题:“盛则必衰,乃理之常。所赖以保其盛,使不至于衰,则在贤子孙耳。”“保”就是继承,“克继书香,诚厚幸也”。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号称“亚圣”的孟轲,曾以睿智的目光审识着人类历史浩瀚的星空,发出由衷的感叹:“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下》)这位旷世哲人论断非凡的前瞻性和空前的准确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得到了应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个显赫一时的家族象划过夜空的流星,转瞬即逝。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权倾天下、万人景仰的王侯公爵,还是富甲一方、极尽荣华的巨贾豪门,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尽管他们显赫时是那般的不可一世,然而不出三代,最终都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结局,“千年土地八百主”,正是对人世沧桑的高度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优胜劣汰的法则往往就是这般的公正和残酷。然而,先哲孟子的这个论断在泰兴张氏三凤堂家族面前,却遇到了一个令人欣喜万分的悖论。张氏三凤堂家族从第五代的张政、张忠兄弟到笫二十代的三凤堂最后一个举人张懋功,从明初永乐年间到清末光绪年间,前后数百年,绵延十六代,却依然是名人辈出,文风鼎盛,祖传的一袭墨香,依然亘古而强劲地流传着。在此期间,三凤堂获取贡生以上功名者达二百余人,每代都有若干人,从未间断过,不象其他家族那样大起大落,三五代就结束了,故泰兴人提起泰兴的望族来常说:“朱家人多,张家官多”。张氏三凤堂家族正是由于科第相连才能门祚长盛不衰,一直保持望族的地位,这正是张氏三凤堂家族的望族地位相当稳定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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